江山南下干部的革命风采

我并不是南下干部，但我亲眼见证了江山南下干部的卓越风采，并在他们的指引帮助下，参加了革命队伍，与之并肩战斗。

所谓南下干部的由来，根据解密释放的“国家记忆”，在1949年初，邓小平和陈毅等同志向党中央汇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工作已经齐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解放了的地区，交给谁去管理。毛主席说，这是“下马治天下”的大事，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研究决定；通过各级党校选调，培训一大批南下干部队伍。来江山的，是由山东鲁中南地区党校培训的一个中队。

1949年5月6日，江山解放。当月24日，由苏明和赵子修同志率领的南下干部江山中队69人抵达江山，从军管会手中接管了江山的红色政权。

山东南下干部纪念碑碑石

工作生活军事化

江山是军统“三毛一戴”的老巢。解放初期，政治土匪猖獗，如“人民光复军”“反共救国军”“东南义勇军”等，多达63股5000余人。政治谣言迭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因此，来江山的南下干部开展工作难度极大，难以完全“下马治天下”，他们只好走江北新区那种游击式的军事化之路。

他们人人配备枪支，枪不离手，不单独行动，夜间站岗放哨，并不断挪换地点。党政机关分头驻扎，政府公开办公，党组织则隐蔽幕后，以防被敌人一网打尽。例如，江山县委在“土改”前一直驻在清湖蔡家村（1951年底才迁回县里），与清湖区机关、江山县政府形成掎角之势。各区机关也采取类似部署。

此外，党委书记的职务，在“土改”前也未公开。例如，县委书记苏明同志，来江后对外即公告，为“江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县长赵子修公告为“副县长”，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公告赵子修为“县长”，而对外，苏明则称为“苏政委”，区委书记则一直称为“指导员”，均为军队职务称呼，直到“土改”后，党组织才逐步公开亮相。

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培养骨干

南下干部初到江山，人生地不熟，如何去物色可培养的骨干呢？我在见证了坛石区南下干部的做法后，深为认同，后来我加入武工队到红石乡（现碗窑乡）开展工作时，也沿用了这一方法。他们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最早扎根培育的对象大多是雇工出身，其中手工业者为多，这批人社会背景可靠，且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在当时这批人中，坛石区郭丰村的余太根是篾匠师傅，余时昌是老长工，坛石村的毛樟根是弹棉花和穿棕匠，琚源泉和毛芝茂是箍桶师傅，这些同志后来都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余太根、毛樟根、琚源泉在20世纪50年代初分别担任副县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县手工业联社主任等职。

南下干部上船到达衢州

当时，坛石区名义上是驻在潭边街办公，实际上那只是挂牌的办公地点所在，干部晚上睡觉地点是流动的，谁也不清楚。那时我19岁，在潭边街中药店当学徒，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坛石区指导员王竹生同志到我店走访，了解我的情况。几天后，在查实我的雇工身份后，他又来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如果有伴，我也想去。”王部长听后很高兴，说浙江行政干校正准备招收一批有文化、愿革命的青年，培养做地方干部，让我先串联几人，届时由他推荐。

同年8月，王部长带着干校的招生广告，为我们6人写好介绍信，并让我们到县文教科报到应考。

服从组织安排，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下干部从北方到南方，从老区到新区，人生地不熟，生活和工作上都困难重重，但他们深知这是革命的需要。所以，他们的口头禅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不怕苦不怕累，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解放初期，干部少、任务多，所以一人兼多职，频繁调岗的情况是常态，例如，县机关的部长、科局长常兼任各区区长或指导员，像救火队似的，经常临时被指派去剿匪或处理棘手问题。

回忆我自己的情况，从入伍到“土改”结束约两年时间里，先后担任干校学员、红石乡（现碗窑乡）武工队员、清湖区调研员、峡口区团干，凤林区文书、区会计、区宣传干事、“土改”队队长等职，还多次参加剿匪和粮站助征等工作。

“土改”刚结束，县委即来电，让我到县里报到，说要分配新任务。组织上交代说：“县里要新建一座火力发电厂，决定由你去负责筹建，并要求尽快建成发电。”我惊讶道：“哎呀！我连电灯泡都没见过！”领导笑着说：“现在干社会主义，都是新工作，谁也没干过。不懂就学，依靠群众！”这是“三大运动”结束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新“口头禅”。为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火力发电厂筹建处报到。

江山的南下干部来自山东，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忠心耿耿地建立并巩固了江山首届人民政权。不少同志自此扎根江山，为支持江山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奉献了一生。我们江山人民要向所有的南下干部由衷地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