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行藏谈江山故治

江山建县1400余年来，县名由须江而江山，由江山而礼贤，复由礼贤而江山。其间县治到底居于何地，前人之述夥矣，但总没有一个权威性结论。其实《天启江山县志》讲得很清楚，他在《沿革》里说，“唐武德四年，以信安为衢州，始析州之南境置须江县，以县南有江郎山，北有须女泉故名。八年废，县属衢。垂拱二年，复置须江县，属衢……后唐长兴二年，钱氏有吴越，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夹注小字注为‘县治太平寺，今礼贤镇也，城隍庙尚存’）。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旧治。”不过历代县志和许多典籍又衍生出多种说法，致使江山故治有了几种表述。最具代表性的有下列三说：一为，自建县以来，县治一直在现址，即西山以东，须江以西之地（下文表述为城关）；二为，自建县以来，县治一直在城关，礼贤作为县治，只是自宋咸淳三年（1267）到元至元十三年（1276）前后十年间，江山改名礼贤县时，县治在礼贤；三为，建县之始，县治即在礼贤，到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县名从礼贤改回江山时，县治迁至城关。

而值得注意的是，江山改名礼贤县的起始年份，各志说法不一。《天启志》至《康熙续志》为“宋咸淳间”；《乾隆志》《同治志》《民国志稿》引用《方舆纪要》为“宋咸淳末”；两届《江山市志》作“宋咸淳三年”。

按“咸淳间”到“元至元十三年”至多12年；按“咸淳末”到“元至元十三年”，前后不过3年；按“咸淳三年”到“元至元十三年”，前后不过10年。对于一个有着1400余年历史的县，为避元乱，县署迁移他处几年，不足为怪，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何况抗战时期，江山旧县政府也迁往乡下数月，旧浙江省政府也迁往永康、丽水、景宁等地前后8年。

如此说来，县治所在仅两种可能：一为　“忽略短暂的避难县治礼贤，县治自建县开始至今都在城关”，二为“自建县到元至元十三年（1276）在礼贤，元至元十三年后在城关。”

这两种观点，前人引经据典，论述颇多，读来颇觉纷繁。而笔者在学习前人有关县治考论后，结合自身琢磨，认为第一种说法比较靠谱，即忽略短暂的避难县治礼贤，江山县治自建县开始到今天都在城关。要证明这个观点，只要证明宋咸淳年间以前，也即唐宋两朝旧治也在城关即可。

为简明起见，今笔者另辟蹊径，不引古代典籍，不看历代沿革，只采用比较直观的形式，在一个侧面阐明这种观点，那就是举出宋咸淳年间以前的古代名人在今城关活动的例子，来证明县治自唐至宋末一直在城关。

唐朝徐珏，城关雅儒坊人。唐大中十三年（859），邑人徐涣被推举为“明经”。上京觐见，带领儿子“神童”徐珏在思政殿见了唐宣宗。对于皇帝提问，徐珏对答如流毫无怯场，皇帝喜而赐以衣绢。第二年，徐珏童子科及第，父亲徐涣也正式取得功名。于是有司号徐珏所居曰“稚儒坊”。徐珏长大后，改名“雅儒坊”。据传宋嘉定进士徐复殷，咸淳太学生徐应镳都是其后裔。坊在古代有划分城市居民居住区域的功能，类似今天的居民小组或网格。雅儒坊是江山古老的地名，可惜现今被废除，遗址即在城关东北角、中山路与鹿溪路交叉处绿地广场。设若唐时治在礼贤，这坊不会在城关。

北宋韩驹（1080—1135），江西诗派诗人，诗论家，字子苍，学者称为陵阳先生，诗为苏辙所赏。政和初，赐进士出身。曾有诗《舟过航埠山》，有句云“县郭连青野，人家蔽绿萝”。航埠山在今城东须江边上，山下有航埠山路。县郭的东南方向连着航埠山，这县郭不就是今之城关吗？如果北宋江山治在礼贤，礼贤的城郭如何连得到航埠山呢？

南宋黄汝嘉。嘉定元年（1208）任江山县令，在其任上，曾主持修葺孔庙，公余好诗文。有诗《登骑石山》两首，其中有“江城楼阁辟嵯峨，如此随风燕雀何……徐殷旧宅僧为主，褚氏闲亭鹤占坡……”句。这里的骑石山即余一龙改名的步鳌山，俗称鸡公山。鸡公山边上即“江城”。这“江城”就是黄汝嘉作县令的县治。又“徐殷旧宅”，说的是海会寺。梁天监十八年，徐殷舍宅为寺。这海会寺，当时在城关大街上。“褚氏闲亭”，笔者失考，但总不外是城里的大户人家。另一首“一亭平倚此山巅，展尽郊原极目天……”这“郊原”不就是鸡公山的郊原吗？如果县治在礼贤，他的“江城”“郊原”不会连着鸡公山。

南宋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今江西婺源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儒学集大成者。淳熙二年（1175）有建安熊可量任江山县尉。县尉是维护县域秩序和安全的佐贰官，可是他却对孔庙和县学怀着深深的敬意。一到江山，便去视察孔庙和县学，见先师庙屋坏漏，礼殿更加不堪，学校已多年废坠弗修，于是马上告诉当时的县令汤悦。得到县令的支持，给钱5万，而又自筹得50万，于是孔庙与县学在熊可量的主持下焕然一新。适朱熹过江山，得知县尉熊可量修葺县学之事，欣然为之作记，于是就有了使县学增光、邑志增辉的朱熹《江山儒学记》。这个儒学，就是在县治之东的儒学，而礼贤，从未有过县学的记载，更没有过县学在县治之东的记载。

南宋周必大（1126—1204）。南宋益国公周必大，今江西吉安人，政治家、文学家。乾道八年（1172），周必大曾经从衢州经江山入闽，他在《游记》中写道：“壬寅发衢州，癸卯过江山县，晚抵礼贤镇，宿太平寺”。现代语即是“壬寅这一天从衢州出发，第二天癸卯日经过江山县，晚上到达礼贤镇，住宿在太平寺。”这里的“壬寅”“癸卯”，不是记年的干支，而是记日子的干支。古人记年、记月、记日、记时，都用干支搭配记录，所谓的“八字”，就是年月日时的八个干支字眼。这里说的“江山县”，明显指江山县的城关，因为后面还提到礼贤镇和太平寺。可见当时的县治不在礼贤镇。

南宋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人。南宋理学家、文学家。隆兴元年进士，累迁直秘阁学士，配享孔庙。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曾从金华出发经江山入闽，其在《入闽录》中写道：“二十五日早，发衢州，出通道门……七里，后溪浮桥。一里，后溪市。二里，入江山县界。……五里，平坦市。十五里，宿白肚。二十六日，五里，江山县。五里，烟萝洞，一里，东折入仙霞路……”很明显，自衢入江山界后，过平坦，十五里后到白肚（今白渡坂）住宿。然后第二天走五里即到江山县，这里的江山县即指江山城关，因为他把江山县界和江山县分得很清楚，并且，江山县后是“烟萝洞”，烟萝洞是老虎山一景。可见，此时的江山县治即在白渡坂后五里，烟萝洞（老虎山）前五里的城关。

南宋郑极。庆元五年（1199），郑极任江山县丞。莅任月余，值括寇进犯县城，县令出逃，县丞郑极奋而抵抗，壮烈牺牲；二子协战亦遇害；妻子痛夫死子陨，亦赴水死，当局合葬他们于城北青霄桥。游学在外的长子郑魏珽回江守墓，落籍江山，遂成江山“通禄门郑氏”始祖。郑氏祠堂在通禄门外，《民国志稿》记为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8900人。这“青霄桥”，是鹿溪圳上的一座古桥，遗址就在今北关路的溪面上。郑极保卫的县城如果是礼贤，其墓不会在城关郊区。

南宋何程。淳熙年间（1174—1189），何程任江山县令，任职未满月，即卒于任上。后代落籍江山，是江山“江阳何氏”的始祖。后裔居慈桥亭最乐坊。何氏祠堂在南门外，《民国志稿》记为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3000人。这“慈桥亭”，后来叫“慈桥顶”，遗址在解放路与城中路的交叉路口。何程做的江山县令，如果治在礼贤，其家不会在城关。

南宋徐仕安。乾道年间（1165—1173），徐仕安任江山县丞，有政声，邑人怀其德。致仕后卜居南门，是江山“南徐”的始祖，祠堂在下平棋的“南祠埂”。《民国志稿》记为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2200人。徐仕安是明末进士徐日葵的先祖。徐日葵是城关南门人，南门有地名“进士厅”。徐仕安做的县尉，如果治在礼贤，其家不会在城关。

南宋蒋羽。原籍吴中。宋高宗时，蒋羽闻江山理学家徐存讲学南塘，声名卓著，就访酬和。后见江山山水清邃，遂卜居文明坊。后裔即落籍江山，是为江山“鹿溪蒋氏”始迁祖，祠堂在东门外，《民国志稿》记为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400人。蒋氏后裔蒋伯英，宋淳熙十四年进士；蒋伯澄，宋绍熙四年进士。“文明坊”仍存地名，地址在中山路与县河西路的交叉路口。蒋羽爱的江山山水如果在礼贤，其家不会在城关。

南宋王得陆，徐德泗。俱河北大名府莘县（现属山东）人，都从驾南渡。王得陆任江山教谕，徐德泗原官制置使。徐无后，嫁妹与王得陆，收外甥王沂，改徐姓为子，第九代出广东左布政使徐霈。王得陆为“西塘王氏”始祖，祠在蓝田坊。《民国志稿》记载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3400人。徐德泗为“江山仕徐”始祖，祠在下市底大北门外（现鹿溪路）。《民国志稿》记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2600人。王得陆做的教谕，如果治在礼贤，其家不会在城关。

南宋王计。景定年间（1260—1264），王计因王事道经江山，爱其风醇俗美，遂家景明巷，是今江山“锦川王氏”的始祖。景明巷即今西塘巷，祠也在西塘巷。《民国志稿》记为始祖来自南宋，时有丁口1600人。王计爱的江山，如当时县治在礼贤，其家不会在城关。

宋朝叶端。宋时江山县令，卒于官，葬县署后大樟树下，即今市府大楼后、四层楼前空地上，后裔居大桥乡进塘。有宋至民国，都有子孙祭扫。有祠堂“叶端公祠”，亦在进塘。《民国志稿》记为时有丁口300人。2007年，市博物馆曾组织发掘叶端墓，挖得乾隆时期叶端后裔修墓的墓碑。叶端做的县令，如果县治在礼贤，其墓不会在现县署的后面。

礼贤曾作过江山的县治，最大的可见实物，是有个城隍庙和作为县署的太平寺。我想，这既可以理解又不可理解。可以理解的是，礼贤作为宋咸淳后、元至元十三年前的临时县治，选定一个庙作为县署，选定另一个庙作为城隍庙，然后阴阳两署具备，就差可办公行令了，至于孔庙县学和其他建置只好暂缓了。再说当时的城隍庙到底呈何规模，不得而知，但就县署放在一个寺庙里，城隍庙不会有现在见到的规模。现在见到的城隍庙，是一百年前宣统年间里人重建的，自然比当年的规模大。

不可理解的是，如果礼贤作为建县开始到元初的县治，其间历时650多年，这县署再怎么简陋，也不会还放在一个寺庙里；建置再怎么不健全，孔庙和县学是绝对不可能不建的。否则，宋以前的那些进士举人是哪里来的？如果有孔庙县学和其他一应建置，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点遗迹能解释的，就是礼贤最多只能是宋末元初的避难县治，存在时间多则十多年，少则两三年。再说，太平寺始建于宋乾德元年（963），也不可能是唐建县以来至元初的县治。

以上观点，一家之言，聊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