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墨韵间的知音雅谊——马叙伦与刘毓盘的学术交游

刘毓盘（1867年—1928年），字子庚，号噙椒，江山城内雅儒坊人，晚清学者刘履芬之子。客居苏州、杭州、北京，自幼与诗词为伴，家学的熏陶让他在词学领域有着深厚的根基。时人谓其“读书夙慧，劬学媚古”“天资颖迈，天性纯笃”“淹通赅博，为一代宗”。刘毓盘的《词史》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黄季刚的《文心雕龙札记》以及刘师培的《中国古文学史》同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四部研究性著作。

刘毓盘

马叙伦与刘毓盘的缘分始于在江山的学术交流。在那个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们都曾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后又先后进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汇聚了众多学术巨擘，学术氛围浓厚。刘毓盘在词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马叙伦的关注，而马叙伦在文字学等方面的见解也让刘毓盘颇为赞赏。刘毓盘虽年长马叙伦18岁，却在词林墨韵间成为知音，因志同道合而结下深厚情谊。他们的故事，交织着学术的传承、思想的碰撞与情谊的升华。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隧道，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他们之间那些动人的故事。

马叙伦

一、江山初逢：文化碰撞下的惺惺相惜

清朝光绪卅二年（1906年），年轻气盛的马叙伦、余绍宋任教于江山中学堂，彼时他们对江山学界或许还留存着固有印象。机缘巧合之下，乡贤刘毓盘回到江山，他的归来备受家乡人欢迎。经引荐，刘毓盘与马叙伦、余绍宋会面交谈。

作为词学世家的杰出代表，刘毓盘兼融浙西、常州两派词学思想，对词体从起源到清代词人创作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他与马叙伦、余绍宋交谈时，不仅畅谈家族词学传承，从祖辈到父辈的诗词著作信手拈来，还兴致勃勃地说起江山的奇闻轶事。其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做派、幽默风趣的神情和渊博知识得到马叙伦、余绍宋的赞许和敬仰。江山自古便是白居易、辛弃疾、徐霞客等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刘毓盘的一番话，令他俩大为震撼，深深感觉到江山文化底蕴的浓厚。倾谈终席，马余汗颜，感而言曰：“僻间有此能者，未可轻也！”刘毓盘的讲述，让他们感受到了江山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让马叙伦和余绍宋重新审视这片土地。这次相遇，不仅开启了刘毓盘与马叙伦的友谊，更为他们日后的深入交往奠定了基础。

二、古籍校录：传承文化的默默耕耘

1908年，宣统元年，刘毓盘登拔贡榜浙江第一名，随后选授陕西云阳知县。然而，好景不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陕西政权更迭，刘毓盘弃官避乱，家产遭劫，新著被毁。1912年，他从陕南回到浙江，从此断绝仕途之念。

回到浙江后，他辅助老友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治理馆事。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刘毓盘充分发挥自己的学识和才能，不仅参与馆内的日常管理，还积极推动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他将自己作序的周星诒著作《说文管窥》捐藏馆中，为丰富图书馆的藏书资源贡献了一份力量。

之后，刘毓盘转至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兼授词曲。这所学风活跃、师资优良的学校，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如鲁迅、陈望道、朱自清、李叔同、夏丏尊、俞平伯等。在这里，刘毓盘找到了新的舞台，逐渐走出了失去官职的阴影，恢复了以往诙谐乐观的个性。他以独特的教学方式，将传统词学搬上现代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刘老”。

在词集校选辑录方面，刘毓盘更是投入了大量心血，成果颇丰。他耗费多年时间，精心整理编著了《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在整理过程中，他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对每一首词、每一部词集都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和注释，力求还原词学经典的原貌。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讲授词史与词学课程，将自己对词学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有力地推动了大学词学教学的发展。

刘毓盘的父亲刘履芬，也是一位治学严谨之人，同治七年（1868年），苏州设立书局，聘刘履芬为校雠，十一年升为提调。提调是一个闲职，但刘履芬却不乐空闲，常亲自参与书稿校对等具体事项，凡是四库图籍、名山金石，他一定要洞究其源流。刘履芬曾参与《邓析子》书稿校对和札迻，形成了《邓析子》江山刘氏覆本。马叙伦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邓析子》作为先秦名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被历代文献所记录，引起了马叙伦对《邓析子》研究的兴趣。

清同治壬申（十一年）刘履芬影宋刊本《邓析子》

1912年，马叙伦得知刘毓盘在浙江图书馆工作后，专程前来拜访。两人久别重逢，相谈甚欢。在交谈中，马叙伦对刘履芬的学术成就表示了高度赞赏，并询问起刘履芬影宋本《邓析子》的下落。刘毓盘无奈地告知马叙伦，由于战乱等原因，书板已毁，书也无留存。尽管如此，马叙伦对《邓析子》的研究热情并未减退。他深知这部先秦名家著作的学术价值，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对《邓析子》进行深入研究和校录。

此后，马叙伦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工作。他四处查阅资料，走访各地的藏书楼，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邓析子》的线索。在研究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的专长，对《邓析子》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词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分析。经过多年的努力，马叙伦终于完成了《邓析子校录》，并将其收录于《天马山房丛著》。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后人研究《邓析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体现了马叙伦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三、书海知音：藏书与词学的深度交流

刘毓盘出生于藏书世家，父亲刘履芬一生爱书成癖，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藏书家。刘履芬侄子刘毓家在《嘉定县知县世父彦清府君行述》中也说：“学务兼综，不遗细屑。汎览四库图籍，名山金石，洞究源流。书贾射利者持一帙至，辄曰，此某年某家刻。独山莫郘亭徵君友芝，雅见推服。手所点勘，旁行斜上，朱墨烂然。或访假精本，经名人参校者，积录八百余册。尤嗜抄书，抄必端楷，课程无闲倦。垂三十年，盈溢箧笥，多世不见之本。”据吴梅手录刘履芬《红梅阁书目》（残存），著录图书400余种，其中批校本、抄本、稿本较多。刘履芬的藏书与学识为刘毓盘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马叙伦好购书、藏书，有藏书楼名为“天马山房”，所藏宋、元、明、清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数百种，清人的词集最多，编有《天马山房藏书目》2册和《天马山房书目》，未刊，著录近2000种。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记马叙伦在广州时“间摊往往获书佳，日日同寻府学街。……府学东街，广州卖旧书处也。”马叙伦《读书小记》《读书续记》也多次记其在北京厂肆购书的情况。

马叙伦著作《天马山房丛著》，《邓析子校录》收录其中

刘毓盘常常与马叙伦分享他读书、藏书的成果，尤其在谈及词学方面，刘毓盘总是兴致勃勃，他对词的历史发展、风格流派、词家词作的独特见解，让马叙伦深受启发。

1929年，北平辅仁大学建校之初，图书匮乏，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将其私藏天马山房藏书18296册让渡于辅仁大学图书馆，马氏藏书以清人词集及清代俗文学著述为特色，这些藏书，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版本。以《心日斋词集》为例，这是清周之琦的民国五年抄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马叙伦在《心日斋词集》上留下的题跋，记录了一段与刘毓盘有关的有趣故事。原来，马叙伦早年在京师的厂肆中见到过《心日斋词集》，当时他对这部词集爱不释手，却因议价未谐而未能购得，心中时常念念不忘。后来，刘毓盘得知此事，便告诉马叙伦，自己的亲戚蔡谱笙藏有此书，并询问他是否想借阅。马叙伦得知后欣喜不已，借阅后细细研读，不禁感叹刘毓盘的眼光独到。之后，马叙伦与蔡谱笙共事，蔡谱笙为了满足马叙伦对这部词集的喜爱，特意让人抄录了一本相赠。这段故事，不仅展现了马叙伦对词学的热爱，更体现了他与刘毓盘之间深厚的情谊。

四、北大岁月：学术传承与师者担当

后来，马叙伦和刘毓盘相继来到了北大任教，使得他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学术交流也更加深入。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站在讲台上，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为培养学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17年年初，马叙伦应蔡元培之邀，回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讲授和研究老庄哲学，写成《老子校诂》《庄子义证》两部书稿，并开始撰写《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19年9月，刘毓盘受蔡元培之邀，入北京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刘毓盘则专注于词学教学，他将传统词学搬上现代课堂，开创了词史课程的先河。他的教育理念独特，注重写作与理论并重，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其考试方式有时只要求学生交一篇自填的词，这种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对词学的兴趣和创造力。他讲授词学秉持着“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的宗旨，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曹聚仁对他的词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他的词曲学与黄节诗学、钱玄同文字学、黄季刚音韵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当时学界的地位。

当时，自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历经波折，马叙伦在其中奔走维护。1920年12月３日，马叙伦以“精力俱疲，疑谤随集，眷彼前途，事未易艾”为由，申明辞去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7日至24日期间，刘毓盘和马联绪、毛常等在《姚憾启示》附函件上签名，迭嘱挽留马叙伦。在刘毓盘等人的真诚挽留下，马叙伦感受到了朋友的支持和信任，也更加坚定了他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决心。

马叙伦与刘毓盘的交游，始于江山文脉的浸润，成于古籍校勘的执着，显于藏书治学的共鸣，深于讲堂革新的共进。他们以学术为舟，在时代巨浪中互为砥柱，既守护了传统文化的精魂，亦为近代学术转型注入生机。这段情谊，不仅是个人志趣的契合，更映射了一代学人在文化裂变中的坚守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