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江山县志提要

江山历代县志，见之于文献记载和可见实物的，凡十一志，例循“志以代称”的习惯，历代县志分别称为《正德志》《嘉靖志》《天启志》《康熙志》《康熙续志》《乾隆志》《同治志》《民国志稿》，惟《康熙志》前余锡所纂之志，因为不是当时政府主导编纂，又未刊印，则直称《余锡志》，而《民国志稿》则是一代而分三次编纂，当年也未刊行，但在2024年由江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点校出版。再还有当代编的1990版《江山市志》和2013版《江山市志》，因时在当代，事在不远，不在赘言之列。

江山县志，到底发轫于何时何代，笔者浅陋，不敢断言。但按《正德志》徐文溥序，“江山入唐宋望县，迨今数百年，而志弗修，盖旷典也”，说明《正德志》以前，江山并未修过县志。但按1990版《江山市志》言及，据《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江山县志修于明正统以前的书目，但修纂者、收藏者及内容均不明。下面就《正德志》始，略作提要如下：

《正德江山县志》，简称《正德志》，编纂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一般认为，是江山县志的开山之作。吴仲修，徐文溥纂。吴仲，江苏武进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明正德十三年至嘉靖二年任江山知县。其间又兼任常山县知县。《天启志·宦迹》状吴仲为“莅政刚严，操守清白，好文事，创修县志。历升太仆卿。”徐文溥，字梦鱼，开化人，曾官礼科给事中。观其序，知吴仲初具了县志草稿，又聘请徐文溥到江山厘定全稿。全稿分十卷，除卷首外，首天文，明天道；次封域，纪地理；次食货，重国用；次职官，著政要；次选举，表人才；次人物，章善也；次典礼，尊制也；次宫室，备民之用；而以杂志终，备遗也。阅《乾隆志》和《民国志稿》，有多处引用《正德志》资料，是否说明此志到乾隆以至到民国时还存在，不得而知。目前，此志不见于收藏记录，未见原文，不可评述。

《嘉靖江山县志》，简称《嘉靖志》，修纂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黄伦修，陈学、谭景韶纂。黄伦，字理夫，自号北山子，江西金溪县人，举人出身，明朝正德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任江山知县。《天启志·宦迹》状黄伦：“才猷骏发，凡裨益县治者，或创建或修理，毕致其力。复增修县志，以垂不朽。”陈学，安徽和州（今和县）监生，当时任县主簿，是知县的佐贰官；谭景韶，广东新会人，当时的县学教谕，掌文庙祭祀，主管全县教育事务。黄伦在其序中说：（就旧志）“采诸舆议之长，断以一得之见；削其所当削，而增其所当增；详其所当详，而略其所当略……”可见该志是在《正德志》的基础上修正扩张而成。此志不见于收藏记录，未见原文，不可评述。

《天启江山县志》，简称《天启志》，是今日能见到的最早《江山县志》。修纂于明天启三年（1623），张凤翼主修，徐日葵主纂。张凤翼，字秉瑞，号岐阳，举人出身，籍贯陕西兴业，明天启二年任江山知县。徐日葵，字叔向，号藿心，江山大南门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也是江山最后一位文科进士，曾倡建北京江山会馆，官刑部郎，以直言著称。

《天启志》初稿并非出自张凤翼、徐日葵之手，是江山前知县蒋光彦搜寻于民间所得。蒋乃编辑整理，有心付梓。时值升迁之命到，不及付刻而赴任他乡。旋则又命其子德璟、侄德瓒誊写成册，藏之长府。张凤翼任知县后，也留心县志，又适逢郡守林公欲成郡志，乃行文属县，要求各县贡献邑志，以为佐助。是故，张凤翼拿到蒋光彦的稿件后，即求助邑人进士徐日葵编纂。因为有现成初稿，日葵增删补缺，编章润色，月余而成。

2015年，《天启志十卷本》已被《衢州文献集成》影印著录。但原本已是残缺本，卷首除留有部分图录外，几乎全缺。卷首内容为纂辑名录和有关官员序言跋文，其中包括《正德志》徐文溥序和嘉靖志黄伦序，特别是蒋光彦之子蒋德璟之序道明了《天启志》原稿的来龙去脉。

正文十卷，缺页甚多，少则一页，多则六七页不等。卷目如下：首舆地，次建制，次籍赋，次秩祀，次职官，次人物（两卷），次杂纪，次艺文（两卷）。卷目中他志习见的选举志、荣恩志包含在人物志中，且人物收录颇广，含非科举而入官者甚众。《天启志》载图录四，为县境总图、县城总图、县治总图、县学总图。

本志《沿革》中有句：“须江县……后唐长兴二年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旧治。”句中“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说明自唐建县始至宋咸淳以前，县治都在礼贤。该言是否引用于前志，不得而知，不见出处依据，未免武断。后一句“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旧治。”这“旧治”两字，又不明所以。“旧治”如果指咸淳以前的“旧治”，前文已说“以上县治皆在礼贤”，则无须迁；如指复称江山以后的县治，应是“新治”或“今治”，不能称“旧治”。以上论述被《余锡志》和《康熙志》所沿用，常为后人诟病。

除《衢州文献集成》著录的十卷本外，今能见到的刻本尚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八卷本和台湾省所藏的八卷本。两藏俱缺九、十两卷，但差可弥补衢州文献本前八卷之缺页。以上刻本都是天启三年所刻。刻本略欠精良，字体流俗，校勘粗疏，时见错刻。但吉光片羽，文献留存不易，后人犹当宝之。另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有抄本4册，也系全本。

《余锡康熙江山县志》，简称《余锡志》，顾名思义，是余锡所编之志。编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余锡，字九如，号舟安，清顺治十三年拔贡。本西安（衢属）人，遵父亲遗命，入赘江山进士徐日葵家。得家翁日葵影响，好文辞史志。在《天启志》刊印60年后，续编了《江山县志》。该志仍循《天启志》十卷分章目，首卷改舆地名为星土，次建置，次职官，次秩祀，次改籍赋为国计，次人物（两卷），次艺文（两卷），而杂纪移置卷十。图录承《天启志》有县境总图、县城总图、县治总图、县学总图外，增新县治图、新县学图。对了解清初的县治县学有直观的意义。浏览本志，大部分内容仍遵《天启志》，仅增加了自明《天启志》后至清康熙二十二年60年间的史料。

沿革志中沿用《天启志》：“须江县……后唐长兴二年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旧治”，但已把“迁旧治”改作“迁今治”，差可通顺。

《衢州文献集成》著录了后七卷，抄本北京图书馆有藏，日本国藏有全本。本志非当时政府组织修纂，又未刊刻印行，著录和藏本均系抄本。

《康熙江山县志》，简称《康熙志》。编纂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卷首署朱彩修，朱长吟纂。朱彩，号绍亭，安徽休宁人，贡生出身。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任江山知县。朱长吟，浙江钱塘县例贡，康熙三十三年至四十六年任江山教谕。阅朱彩序，有“偕两博士及乡衮庠彦，取旧志考订之……”知本志为朱彩偕众下属参考旧志共同执笔而成，非独假手于教谕朱长吟。而朱长吟序又言“吟既出所辑残卷，并访得康熙癸亥余君锡纂修抄稿，互相参订”，说明朱长吟原先辑有旧稿，并出示《余锡志》抄本，知朱彩所说的旧志，当指此。

本志序跋较多，除朱彩序、朱长吟跋外，尚有衢州府知事张濬序、县训导王溥跋。图录较多，有县境总图、县城总图、县治旧图、县治新图、儒学旧图、儒学新图等，弥足珍贵。全志分十卷，首舆地，次建置，次秩祀，次国计，次职官，次科名，次庶官，次人物，次杂记，终艺文。其卷名基本沿用《天启志》，仅籍赋改国计，又将科名、庶官从人物志中析出。

本志沿革中沿用《余锡志》“须江县……后唐长兴二年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今治”，未作改动。

《康熙志》影印本已为《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和《衢州文献集成》所著录。刻本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志刊刻精良，校勘认真，纠正了《天启志》中的许多错讹字。

《康熙江山县志续志》，简称《康熙续志》。编纂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汪浩修，宋俊纂。汪浩，字东澜，籍湖广武陵（今属湖南），举人出身。清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任江山知县。宋俊，籍浙江山阴（绍兴），副贡出身，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任江山教谕。本志卷首署名“知江山县武陵汪浩修辑，儒学教谕山阴宋俊汇编”，知本志多出于宋俊之手。

本志收录序跋较多，除汪浩序、宋俊跋外，尚有《正德志》徐文溥序，《嘉靖志》黄伦序，《天启志》张凤翼、徐日葵、蒋德璟、郑世熙序，《康熙志》朱彩序。图录较多，有疆域总图（表明各都位置）、建置总图、县治总图、县学总图、县境总图（表明山川），首载风景名胜图，有仙霞岭、江郎山、清湖小江郎、仙居瀑布、鹿溪、景星山烟萝洞、左窝、霄岩、须女泉、石魁潭等。

全志除卷首卷终外，分14卷，首舆地、次建置、次国计、次学校、次礼秩、次职官、次选举、次恩荣、次人物、次拾遗、次典册、终艺文三卷。首将前志的科名志改选举志，杂记改拾遗，庶官改恩荣，学校独立成卷，典册志从艺文析出，专记朝廷敕诰和大臣奏疏等；终卷首载邑人著述，详列较前志增补的事文。

沿革处有《沿革考》一目，质疑前志“须江县……后唐长兴二年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今治”的“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和“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今治”两句，举周必大游记、周颖撤学墙说、朱熹作《江山儒学记》《景行堂记》等事，说明以上事例，都发生在宋咸淳以前的今治，证明咸淳以前县治已在今治，不在礼贤。

本志为《衢州文献集成》著录，有江山市档案馆据浙江图书馆藏本抄件，于2010年印行的点校本。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藏本。本志刻本精良，资料充盈，容量超越前志，编排有新见。

《乾隆江山县志》，简称《乾隆志》，修纂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宋成绥修，陆飞纂。宋成绥，籍苏州，监生出身，乾隆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任江山知县。陆飞，字筱饮，籍浙江仁和。举人（解元）出身，乾隆三十八年起主文溪书院讲席。

本志卷首仅刊宋成绥序一篇，而末卷却录有正德、嘉靖、天启、康熙、康熙续各志全部序言。图录承《康熙续志》外，增文溪书院一幅。本志凡例称，“旧志门类芜杂，又多造名目，殊乖志体”，本志于卷目上有所提进。资料引用，标明书目，有依有据，不尚空论；非本邑所专属者俱削载，如文庙祭祀之礼仪、祭器等，是其亮点。志分二十门，首星野，次山川，次沿革，次城垣，次公署，次关津，次学校，次赋役，次坛庙，次古迹，次职官，次选举，次名宦，次人物，次恩荣，次风俗，次物产，次祥异，次艺文，次杂录。本志首开诗文依附门类，而无门类者分体入艺文的先例。惟前贤文章，本志多有省削，致使与前志引用的原文有详略不同。

沿革一门，《康熙志》之“须江县……后唐长兴二年改江山，宋咸淳间改礼贤，以上县治皆在礼贤镇……元至元十三年复称江山，迁今治”，举《康熙续志》的《沿革考》和《续文献通考》，指出《康熙志》的“迁今治”，乃“未必迁也，迁自何时，皆不可考，阙疑可也。”体现忠于史实，宁存疑不滥加的治学精神。

本志已为《衢州文献集成》著录，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皆有收藏。

《同治江山县志》，简称《同治志》。纂修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王彬修，朱宝慈纂，孙晋梓刊。王彬，籍福建闽县（现福州），举人（解元）出身，清同治十年至十二年任江山知县。朱宝慈，籍浙江绍兴，廪贡生，同治十年任江山教谕。孙晋梓，籍江苏华亭（松江），附生，同治十二年接任江山知县。

此志成于王彬任内，刊于下任知县孙晋梓，故有王彬、孙晋梓序言各一篇。卷首刊有本志修辑人员详细名单。除现志两序外，还刊有历代县志旧序10篇，刊有图录15帧，分为县域总图、县城总图、县治总图、文庙总图、文溪书院、江郎山、景星山、小江郎、仙霞、坐坑、潇岩、鹿溪、须女泉、石魁潭、仙居瀑布；卷末又罗列自正德至乾隆历代县志纂修人员的详细名单，以及《修辑志书告示》，乃前志所未见，尤为可贵。

本志除卷首卷末外，分十二卷，首舆地、次沿革、次食货、次学校、次秩祀、次职官、次选举、次恩荣、次人物、次列女、次艺文、次拾遗。卷目名称，易前志赋役为食货，新增列女一卷，且收录颇丰。继前志优点，诗文分刊各门类之后；资料引用，标明书目。惟非本县专属之内容，如文庙祭祀繁琐礼节及器具等，又罗列志内，当为保守做法。又沿用前志做法，前贤文章有所删节，致使与原文不合。本志内容丰富，章法明了，不尚空谈，刊刻精良。

本志已为《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衢州文献集成》著录，2008年，衢州市政协辑《衢州市历史文献集成》，有点校本出版。本志江山市档案馆有藏，1990年代江山市志办曾有影印本发行，全国有60多个图书馆有藏本。

《民国江山县志稿》，简称《民国志》。该志要分两部分叙述。第一部分为官修部分，此部分又分民国26年（1937）和民国37年（1948）两次纂修，第二部分为海宁人干人俊私修于民国37年（1948）。

民国26年部分，主修，县人汪汉滔，大陈人，前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周心万，诸暨人，前任江山县县长；沈秉谌，吴兴人，时任江山县县长。主纂，建德人王韧，光绪十九年乡试副榜，曾主纂《建德府志》。民国37年部分，在民国35年成立“江山修志馆”，县长林希岳。修志馆馆长毛常，曾任北京大学讲师，英士大学教授。后改毛钟駼。

民国26年志稿仅剩卷首和第一卷，保留了编纂名单和精彩的编纂例言，卷目20卷，分别为首天文，次地理，次疆域，次风俗，次交通，次建设，次职官，次司法，次自治，次党务，次秩祀，次选举，次教育，次宗教，次食货，次防御，次艺文，次人物（两卷）、次拾遗。

民国37年志稿现留有志稿抄本15卷，分别是，首沿革，次地理，次建置，次古迹，次灾害，次风俗，次食货，次氏族，次秩祀，次自治，次党务，次教育，次宗教，次艺文，次人物。

两部目录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内容互相穿插，相互兼容。笔者认为，26年修谱，班子稳定，阵容宏大，班底正规，分工明确，主纂人员业务有专攻，工作时间从民国22年至26年，应当完成了全稿，只是鉴于时局关系，未付印而已。37年修志，时局趋于混乱，班子组织也不完善，时间仓促，从存有的15卷内容看，大部分内容下限也止于26年，部分下限延到37年的，也有明显添加的痕迹；再者26年以后、37年以前的许多事例也没有收录进去。所以笔者认为，37年的志稿是在26年志稿的基础上有所完善的。但37年志稿，有两处亮眼，一是氏族志单列一卷，罗列全县各姓宗祠323处，标明初迁年代和现有丁口，保留了姓氏资料；二是罗列新学后的全部留学生、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名单及标明毕业学校，为后代教育志开了新河。

第二部分，名称为《民国江山县新志稿》，编纂者干人俊。干人俊，浙江宁海人，1949年以前曾任《之江日报》主编，大学国文副教授，著作颇丰，编纂有省内外志书62种。本《新志稿》19卷，残留前7卷。卷目首沿革，次叙山，次叙水，次土田，次机关团体，次自治，次交通，次教育，次商业，次工业，次物产，次宗教，次古迹，次职官，次人物，次艺文二卷，次杂记。本志成书所参考资料多为当时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编纂的《浙江省情》《中国事业志》等，资料数字堆积较多，略输文采。

综合民国三志，明显感觉现代意识强烈，卷目现代词汇迭出，如党务、交通、教育、司法、机关团体、工业、商业、自治等等，开启了现代修志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