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湖街的那些人和事之皮匠泥乌叔

清湖是浙西一个古镇，千年的水岸码头，曾经风光过无数代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姓氏名字各有特色。现代人把一份好工作比喻成铁饭碗、金饭碗，一旦端上了就不愁吃穿，享受终身。但镇上居民杨秀俊的父母是极有见地且有一定朴素情怀的人，他们不求子女荣华富贵，只求孩子终生有一个泥碗（江山腔读nǐe wū）就知足了。镇上人人都叫他泥乌，我们叫他泥乌叔，以至于他的大名几乎没人知道。

杨秀俊小儿子杨井森是我的同学，我曾问过他爸的名字，他说他也不懂，只知道是爷爷给起的，小时候我一直不解，泥乌叔人相当好，除了正业是补鞋匠外，他还精通吹拉弹唱，是过去老清湖街的文艺活跃分子，浑身充满文艺细胞，无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政府工作，还是镇里大小节日、红白喜事，或是演个小戏，场场都少不了他的参与，怎么就起了个这样的名字“泥乌”？后来长大了才懂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中国人特有的命决所在。天地之大，大千世界都离不开万物之根泥土。中国享誉世界的瓷器产品，为国家赚取了巨大的外汇，成了当时的硬通货，不就是泥土加中华民族的智慧的结晶吗？

1958年５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泥乌叔一声声嘹亮的军号声穿过迎风飘扬的三面红旗，回荡在清湖的大街小巷上空。人们出工干活，开大会，去公共食堂吃饭，都听泥乌叔的号声。那时，我们一大帮饥肠辘辘的卸倪鬼、娜妮鬼，总是期盼泥乌叔的军号声响起，因为号声响起，食堂就开饭了。泥乌叔总喜欢剃一个小平头，祼露的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不太高的身材，腰上挂一只小自鸣钟，尽管我们大多数孩子不认识钟点，但从那时开始也有点懂得时间的概念和它的重要性。快到饭点的时候，我们一直跟着泥乌叔从上街到下街，不断催他吹号，嘴上嚷嚷着：“快饿死了，快吹快吹！”但他总是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公社有规定，不到时间不许吹号开饭，你们这些孩子饿得快，再等等吧。”他却从不对我们发脾气。这个情景给我们童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清湖公社用军号管理的模式是全县的独创，还受到了县政府及各级领导的表扬和大力推广。因那时没有广播电视，有的公社只好用老佛铳（江山方言，一种土制的礼炮）这种古老的方法，但想学清湖公社用军号就没那么容易了。

食堂化对我们出生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的人来说，可谓记忆犹新。在放开肚皮吃饱饭口号的激励下，满大街都写着带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三年赶英国，五年超美国”，大喇叭一天到晚重复播放，人心都浮动起来了。

我妈在世时常说“千里做官为张口”，人人都觉得革命不就是为这一天嘛，有多少前人为一口吃的而最后送命。我做卸倪鬼时确实见过一个大肚汉，他是清湖一大队的腊才叔，瘦瘦的，大高个子，他一担挑的坟头砖几乎叠到有我们卸倪鬼人那么高。俗话说“人高肚深”，可腊才叔的胃口也太大了，大得吓人。一次，他去食堂为全家人买粥，每人两份饭票可买两大木勺粥。他家六口人打回十二木勺粥，满满的一乌樽。在回家的路上，他捧着乌樽左一口右一口，没到家，粥便被喝了个精光，最后还用手指把乌樽边缘刮干净，全家六口人的粥都进了他一个人的肚皮里。自此，腊才叔大肚能吃在清湖街出了名。

说到坟头砖不得不说一下掰坟头砖运动，为了响应大办万头猪场号召，没钱购买砖块就去掰古坟砖。那时，漫山遍野的坟头都用石灰涂上记号，表明这座坟是有人管理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坟头砖不被人掰去。家父就是因为饥饿加之营养不良和气管炎发作走的，坟就埋在小清湖畈边的山脚下，居然没被人动过。我曾好奇地问过大哥，可能是我家兄弟多，他们怕打不过所以没动。大哥说咱家太穷了，老爸的坟头是用鹅卵石砌的，人家没用。

那时清湖街共办了三个大食堂，三个大队每队一个。居民户按居住地分散安插在各大队的食堂。当时我们家被分在二大队食堂，在下街宋家墩凤仙桥边上。开始吃大锅饭时浪费相当大，玉米光吃前半截，后半截丢得满地都是。记得有一次吃糯米饭，也没菜和糖，我一个同学的外婆，瘦高的个子，头发苍白，我看她第一碗盛得不满，当时相当不理解，别人都抢着盛得堆尖还不放手，我问她外婆这碗还没有盛满呀，她说你卸倪鬼不懂，第一碗盛得不满是为了吃得快，好抢先盛第二碗。第二碗要盛满满的，堆尖，慢慢吃。只见她脸上、头发上都粘上了糯米饭也不在乎。她教给我的这一招让我的一生受益匪浅，我当新兵时派上了用场，好多战友都夸我怎么这么聪明，他们不知道这是许多年前食堂化时老外婆传授给我的经验。前几年，我还在清湖日阳饭店看到当年在大食堂打饭的大姐，她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不久，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紧随其后的三年严重困难，再也不能放开肚皮吃饱饭了。尽管还是食堂化，但吃饭要凭粮票，居民户口每人每月24斤粮票。没有油水，这点粮食根本吃不饱，而且其中供应的番薯、红米等粗粮是喂猪的，粮食还要自己去小清湖粮站挑回来。居民户家没有箩筐，只好东借西借。我们一批卸倪鬼、娜妮鬼星期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粮站买米，沙子公路，光脚来回，那个痛呀现在还铭记在心，碰上雨雪天就更苦了。

为了节省粮食，一次四哥向妈提出建议，早上多打一点粥留着中午吃，可等他中午放学回来一看，乌樽里完全是清水米汤，只有极少的几粒米饭在底下，真像变魔术一样。长大以后才弄懂，为了让粥看起来更稠增强人的食欲感，是加了食用碱的缘故。

为了钢铁生产赶超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高含量的铁矿石，就动员全民家家把含有金属的东西捐献出来，铁锅、秤砣等统统倒进小高炉。没有焦炭只好砍了上百年的老树，从清湖沿大溪到童家大队的大溪滩边原来是古樟成群，但1958年的大炼钢铁立马把它剃成了“光头滩”。高高的小高炉遍布在祖国的大地上，大树干做的大风箱，我们卸倪鬼都能爬进去，鸡毛、鹅毛包边，几个壮汉没日没夜地推拉，类似于现在的鼓风机的作用。大家累了轮流在旁边的地铺上躺一下。

几天后，铁水终于流出来了，人们欢呼雀跃，大红喜报层层上报，敲锣打鼓满清湖街游行，登了报纸，名扬天下。殊不知这是铁锅、秤砣等金属材料在高温下化成了铁水的结果。

泥乌叔的另一个独门绝技是点汽油灯。清湖在上世纪30年代曾有过电灯，时任清湖商会会长徐庆芳创办了光明电器公司，最初供应照明电灯150盏，后增至300盏。到上世纪40年代，由于连年战乱，机毁而停办，所以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我国工业落后，用的都是洋货，什么洋油、洋火、洋肥皂、洋钉、洋油箱，“洋”字几乎是所有日常生活用品的代名词。汽油灯的工作原理我一直搞不懂，只记得要打气，然后通过一个灯泡形的白纱球样的东西，喷出油点燃后光芒四射。这东西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最亮的灯光。正如《清湖镇志》描述的那样，夜晚的街道，店面被汽油灯照得通亮。街上有戏馆，俨然一个小上海。汽油灯的作用非同小可，它驱散了黑暗，带来了光明，那个年代的汽油灯无疑相当于现在的人造小太阳，每次只要公社开大会、搞演出，都能看到泥乌叔忙碌的身影。有一次，因师娘身体不适，中途他回去了片刻，可就在这时有一盏汽油灯突然熄灭了，这可不是小事情，说大了是政治事故。不管别人怎么弄，搞得满头大汗也没有把它点亮。这时泥乌叔回来了，只三两下便听“卟”的一声汽油灯顿时大亮，会场上的骚动声马上安静下来，大会又继续进行。

一个人只要有一技在身，就不愁不能在社会上立足。杨秀俊除了他父母给了他有个特殊的名字——泥乌外，他还会吹军号、点汽油灯等几门特有的绝活手艺，正如古人说的万贯家财不如薄艺在身。这就是泥乌叔留给清湖街活灵活现的人生启示。

晚年的泥乌叔身体硬朗，还是那副老样子，笑眯眯的，见人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那年我妈做70岁生日，场面搞得有点大，三亲六戚都来祝贺，有一个乡下的亲戚穿金戴银想显摆一下，不料丢了一只金耳环，可酒席已散，垃圾堆在家门外的大街边，几个人在翻找那只金耳环。这时，泥乌叔上街路过，当他得知情况后，开玩笑地说“钥匙”丢了……从这可以看出尽管他已进入老年，但脑子还是很好使的，我们几个在场的兄弟都在夸他头脑聪慧。他已不认得我了，因我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这也是我最后见到泥乌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泥乌叔离开我们已有些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刻在我们那一代孩子的头脑里，但愿他的号声从天堂传到清湖街的上空，那是我们儿时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