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活着——《周泽六章》序

拜读完家乡浙江江山清湖古镇乡友文友吴拯修先生的新作《周泽六章》，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前辈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清湖红色三杰周泽、赵春根、张实就是这样牺牲多年，却仍活在人们心中的英烈！

我193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清湖古镇，三岁移居贺村，1947年贺村小学初小毕业后又返回清湖小学读了两年高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进县城私立志澄初级中学（今江山二中）、浙江省江山中学高中部连续寄宿就读六年中学，而后到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北京工作达四十余年，长时期在外至今。因此在拜读拯修兄的大作之前，我连三位烈士的名字都一无所知，更何况他们的功绩？如果就现有的内容评论，很有可能重炒一番。那么又从哪儿下笔呢？一时间找不到头绪。

思索中忽然开窍！三位烈士中的周泽烈士，他在杭州、上海大革命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浙江学潮，投身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做红色特工等等，他当时的若干位领导和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成了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是：胡愈之、于树德、黄玠然、李平心等。我有幸于1962年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做具体工作四十二年，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因工作关系与他们相识、相交、相知、相熟，尤其是其中的于树德、胡愈之两位老前辈，应当说是周泽烈士的成长、成熟的引路人。下面我只选于、胡这两位老人，略说一二。

先说我最熟悉的于树徳。从1962年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余年间，阶级斗争这根弦紧绷着，社会上政治运动不断。人民政协也把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作为重点工作。1962年我调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正赶上这个时候。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之下，还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设立分会，分会下设立一个或几个学习小组。自愿报名参加学习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成立了两个学习小组，后合并为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我在办公室除联系部分各民主党派中央学习分会的工作外，重点是担任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小组秘书，负责每周两个半天或三个半天学习的会议记录、简报和服务工作，这个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按顺序排列是：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王克俊、程思远。长期且每次都能到会主持学习会的只有于树德和王芸生（大公报主笔）两位。于树德于1982年病逝，我于此年离开这个学习组，从事《人民政协报》创刊的筹备工作。我与于老相处有二十年之久。下面我所记述的于老的简历，完全是我的亲历亲见亲闻，有部分已见诸报端，在我的书中亦可查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于树德就有几位好朋友。一是李大钊，二是周恩来，三是梁漱溟，四是张申府。后两位暂不表述。于树德与李大钊是半个同乡（一是天津静海，一是河北乐亭），同班同学，交往密切，且志同道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主持北方地区党的全面工作，于树德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其时列宁召开远东民族会议，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张国焘出席。因为这是统一战线会议，正巧此时于树德尚未正式入党，受李大钊的委派，他以无党派代表人士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于树德从北京至满洲里出境，登上从莫斯科开来的迎接代表的专列。车上除了中国各地的代表外，还有远东地区的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远道而来的代表。没想到车子还没有开动，张国焘就找于树德谈话，直问于树德是谁派他来的，又以审问的口气问于树德信仰什么主义？于特别不满张国焘如此傲慢的态度，故意说我信仰无政府主义！谈话不欢而散，但到达莫斯科后还是共同参加了远东地区民族会议。会后张国焘受到列宁的接见，于树德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见。回国后，于树德在向李大钊汇报工作时，还向李大钊提及这段小插曲。于树德这段话，是在政协直属学习组其他人谈及张国焘的其人其事时有感而发的，估计史书上可能没有。

至于于树徳与周恩来的亲密交往，我到全国政协机关不久就有所闻，但真正亲耳听到他本人诉说这段往事，却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病逝之后，1月9日上午政协直属学习组自发将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改为哀悼追思周总理逝世的会议，其中的重要内容我已写进一篇长文，在多家报纸发表，并收进我的书中。简言之，第一，在五四运动开始时，于树德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上学，周翔宇（周恩来当时的名字）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共同发起学生运动，并成立新中学会。第二，其间两人又商定一块赴日本留学，但各需筹备学费三百银元，于树德已由家里筹款，周翔宇却因家庭中断其经费而一筹莫展。正巧这时天津法政专门学校给了于树德一个公费留学的名额，他便匆匆赶到南开中学，把自己所筹的三百大洋借（送）给周翔宇，实现了携手共赴日本留学的愿望。第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于树德时，一见面就握手言欢，大声说：“永滋（于树德，字永滋）兄，三十余年前，我借你三百大洋共赴日本留学，加上利息，若不动用公款，即使现在，我个人仍还不起呢！”于树德笑答：“您还记得呢，我却忘了，一笔勾销了……”

于树德与梁漱溟同龄，在20世纪初期，曾有过同样的信仰和经历。辛亥革命前夕，年方十六七岁的他们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参与过暗杀清皇室王公大臣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又转身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梁漱溟还担任过由孙炳文主持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报》记者，孙炳文总编辑给他起名的“漱溟”这个笔名也成了他终生的正式大名。梁漱溟当记者风生水起，曾现场报道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典礼等重大活动，并常有各类文章见报，但几年后梁则离开报社转向研读佛学，并写出成名作《究元决疑论》，在胡愈之刚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知名刊物《东方杂志》上连载。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是因为从欧洲归来，路过上海看了这篇文章，破格录用梁漱溟进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讨伐声中，梁漱溟又转向儒学研究，到校内外发表著名的长篇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学生（后来也是知名学者）罗常培、陈政记录，迅速出版成书，连续印刷多次，成为新儒家的奠基之作。由于梁漱溟哲学思想和社会改造之路的转向，在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于树德和梁漱溟都是他的挚友，但李、于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成立组织的工作，却并未让梁参与。

由于于树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挚友，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以及早期同盟会会员和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时，于树德被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当时也只担任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讲习所，邀请于树德去开授农村合作社经济的课程。孙中山创办、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广州黄埔军校，邀请于树德去演讲。于树徳当时还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从广州乘坐专列火车去调停河南省内的政治事件，并顺利完成了任务。

上面所讲述的这么多于树德老前辈的往事，是我在二十年漫长岁月相识相交中听他本人所言的亲历亲闻。而《周泽六章》的主人翁、清湖古镇三烈士之一的周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教诲，就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要员于树德。正是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于树德即奉命赴浙江杭州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以浙江政法专科学校教授名义作掩护，与周泽成为师生关系，共同参与浙江学潮，投入革命活动，最后被孙传芳军阀当局开除。周泽被迫转移到上海大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语学会从事特工工作，直至牺牲。

下面简要说说另一位与周泽烈士曾共事于世界语学会的胡愈之先生。终其一生，于1986年九十高龄病逝的胡愈之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少有的集新闻、出版、作家、翻译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奇才、全才！1962年我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时，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是主持民盟中央全面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民盟中央主席史良病逝后由他接任民盟中央代主席，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副国级领导人。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新进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只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我、北京大学的孔令源、四川大学的李某某三人，加上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受到党组织的信任，有更多的机会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服务，同他们打交道。我因此相当了解他们。而且胡愈之前辈同中国民主建国会实际负责人孙起孟同志等若干位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一样，他们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在1979年才公布于众，而当时只是二十二级别的小干部，且年龄只有23岁的我，已从他们言谈的话题和工作作风中，敏感地觉察到，他们与若干党外领导干部相比，是与众不同的。

胡愈之是1922年入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要员之一。1914年他读高二，才18岁就考入当时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以办刊物出版书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先当练习生，而后当编辑、主编。胡愈之在上海创办世界语学会，清湖三烈士之一的周泽是世界语学会的干事，因此胡愈之与周泽，他们既是同事，也是战友！大革命失败后，胡愈之逃亡法国，在那里读书，并因此脱离党的组织关系，后来也按规定没有计算党龄。回国后，胡愈之才得知周泽牺牲的消息。胡愈之于1933年又重新入党，党龄由此计算，并在上海局中央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特科工作，但公开的身份仍然是办报办刊出书，自己撰稿翻译并发表出版，数量难以统计。长话短说，仅就出版书籍而言，举两个突出的例子：一是1936年鲁迅病逝后，夫人许广平主持编写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几十本《鲁迅全集》，无论从资金还是突破禁令出版发行，胡愈之都竭尽全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胡愈之是鲁迅先生的绍兴同乡，还是绍兴中学堂鲁迅的学生。鲁迅年长他15岁，到上海后他们又是战友，胡愈之与鲁迅先生一块，促成并参加宋庆龄女士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例证。二是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后用英文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外出版，胡愈之受命主持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胡愈之克服重重困难，并改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发行至今，影响久远。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胡愈之于1940年受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远涉南洋，在新加坡为爱国华侨陈嘉庚主持《南洋商报》，宣传动员参与抗日战争，影响很大。而后又赴苏门答腊，与郁达夫等参与抗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担任民盟中央实际负责人外，又担任过《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国家首任出版署署长。1978年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老前辈于树德和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往事片段，至此打住。我撰写的这篇不合常规的《周泽六章》序也就到此为止。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这话自然没错。但我想更换一个词，叫推论。就是说如果我的家乡清湖古镇三烈士之一的周泽，不是在1928年29岁就英勇牺牲，他将同大革命时代的众多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一样，在以后的奋斗历程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牺牲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为国为民献出了每人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他们无私无畏，赤胆忠心，期盼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足，而没有任何私利！他们身上的这种最圣洁、最高尚的精神和情操，是无价之宝，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坚强的精神支柱！

安息吧，清湖古镇之红色三杰周泽、赵春根、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