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剑书缘：马叙伦与毛云鹏的时代征程

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中，总有一些名字因闪耀着非凡的光芒而被铭记。马叙伦与毛云鹏，这两位在动荡年代并肩前行的挚友，他们的人生轨迹交织出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传奇，从教育到报业，再到投身革命与保家卫国，他们的每一步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散发着熠熠光辉，而他们对书的热爱，更是为这段传奇增添了一抹浓厚的文化色彩。

马叙伦

学府风云初起，携手开启新程

毛云鹏（1875—1943年），字酉峰，江山城关太平坊人，少时聪慧，青年时以廪生入郡庠肄业，博览经史子集。1905年，毛云鹏受江山知县李钟岳委托，挑起了创办江山中学堂的重担。他深知教育对于开启民智、拯救国家的重要性，于是怀着满腔热忱，四处寻觅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

毛云鹏亲自登门拜访马叙伦、余绍宋等人，言辞恳切地邀请他们前来授课。马叙伦、余绍宋被毛云鹏的诚意与教育理想所打动，欣然应允。一时间，县立江山中学堂汇聚了诸多贤才，校园里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年轻的学子们在这里接触到新思想、新知识，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毛云鹏

然而，平静的校园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慈禧画片案”打破。在那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些守旧势力对新学的发展深感不满，试图寻找机会打压。“慈禧画片案”成了他们的借口，毛云鹏被卷入其中，无奈之下辞去堂长之职。马叙伦和余绍宋不愿与这些守旧势力同流合污，也毅然辞职离去。

这场风波，马叙伦铭刻在心，久久难释。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用近千字篇幅详细记录了此事的前因后果。“一位毛云鹏先生，是江山数一数二的读书人。”文中最后一段说：“有了这件事，毛先生（指毛云鹏）自然不能再办学校了，我也回到杭州，下半年去广州。这是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事，这时我二十二岁。”余绍宋后来在1944年重游文溪高小诗序中也感慨道：“忆初兴学时，事属新创，持一端者互致毁誉，几成大狱。”这场风波虽然暂时中断了他们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但让马叙伦和毛云鹏的情谊更加深厚，为他们日后的再度携手埋下了种子。

报业挥毫展锋芒，彗星闪耀熠杭城

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但中国并未就此走上和平的发展道路，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云鹏在《呈江山县长书》中提到：“鹏迁离江山后，与夷初先生创办《彗星报》，鹏任报馆经理，当选为浙江省议员。”

《彗星报》

作为“报人”，马叙伦一生中参与创办、编辑的报刊至少有十三种之多，或主编、编委、特别编辑，或发行人，或撰述、特约撰稿人，热情之高、作品之富、分量之重，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1912年，在乱世背景下，马叙伦与毛云鹏决定以笔为武器，创办一份能够唤醒民众、针砭时弊的报纸。他们在杭州相聚，与童杭时等人共同商议办报事宜。办报并非易事，从确定报纸的定位、栏目设置，到寻找合适的社址、购置印刷设备，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

他们四处奔波，考察了许多地方，最终选定杭州上华光巷作为社址。为了筹集资金购置设备，马叙伦和毛云鹏四处奔走，向亲朋好友、志同道合的人士寻求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凑齐了所需的资金，购置了先进的印刷设备。

1912年10月，为了给即将创刊的报纸造势，彗星报馆在上海《申报》连续10　天刊登“彗星出现”的广告。这一新颖的宣传方式吸引了众人目光，大家对这份即将诞生的报纸充满期待。12月6日，《彗星报》正式创刊，马叙伦出任发行人兼主编，毛云鹏担任主笔。1913年，浙江省议会成立，毛云鹏和童杭时都被选为省议会议员。

《彗星报》内容丰富多样，共设有22个栏目，涵盖教令、社论、译论、要件、专电等多个方面。其中，社论和时事针砭栏目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以犀利的笔触、深刻的见解，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深入的分析。

《彗星报》的文章《国家之用人谈》

为了确保报纸的质量，毛云鹏邀请江山老乡杨昌华担任校对员。杨昌华（1891—1976年）1911年毕业于江山文溪完全小学，且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勤奋好学、认真负责，在核对文章时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错误。他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马叙伦的高度赞扬，也为《彗星报》的高质量发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彗星报》以“挽回颓波，董正巵言”为办报宗旨，秉持“仗笔直言，真实报道，不屈强权，明辨是非”的原则。在那个言论受到诸多限制的时代，《彗星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为民众发声，因此在杭城报界迅速崭露头角。它不仅成为《教育周报》的发行处之一，还被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列为“代议势力之勃兴时期”的代表作。《东方杂志》也多次转载《彗星报》文章，如《中国实业之前途》《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等，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彗星报》的文章《中国实业之前途》

1913年12月1日，《彗星报》发表社论《论民国宜急立用人之法》，文章指出：“国家之治恃得人才，前清之亡，亡于用非其人也。”深刻地揭示了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苟求民国振兴，为国求贤为第一要义”的观点。同日的时评《朝贵尚赌博耶》，虽然篇幅仅有三百字，却尖锐地指出：“前清朝贵官曹，以赌为消闲之工具，上行下效，风俗以靡，此亡国之大原因。”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仍然盛行的赌博之风进行严厉的批判，警醒世人。

革命浪潮汹涌，并肩无畏抗争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浙江都督朱瑞却宣称浙江“中立”。毛云鹏深知，在国家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关键时刻，保持中立无异于对袁世凯的妥协和纵容，于是，他在省议会中积极奔走，联合议长莫永贞、副议长刘焜等18人，联名致函朱瑞，强烈要求浙江独立，竖起反袁旗帜。他们的举动，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毛云鹏审讯记录

然而，他们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打压。1914年2月，浙江都督府开始抓捕上书闹独立的议员。毛云鹏得知消息后，不得不离开杭州。临行前，他与马叙伦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得到马叙伦的同意后，将《彗星报》交给胡心猷办理。

1918年10月23日，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该会以抒发民意、促成和平为宗旨。1919年2月，毛云鹏作为浙江“和平期成会”代表，4次赴南京和上海，参与“和平期成会”相关工作，积极推动南北和平。尽管身处不同的岗位，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推动社会进步默默努力。

1927年，北伐军抵达江山。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趁机控告毛云鹏为劣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污蔑，毛云鹏并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清白，在上海写下《呈江山县长书》，对控词进行有力的辩论。在书中，他实事求是地描述了相关事件的经过，包括创办江山中学堂时的“慈禧画片案”以及反对派周渠清的恶意控告。

马叙伦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毛云鹏的身边。作为浙江省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与其他三人一同向江山县政府下令，要求查清毛云鹏是否为劣绅。马叙伦的这一行动，不仅体现了他对毛云鹏的信任和支持，更展现了他不屈不挠、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精神。最终，经过调查核实，毛云鹏被还以清白。这场风波，让马叙伦和毛云鹏的友谊更加坚不可摧。

爱书情比金坚，藏书意蕴悠长

马叙伦极好藏书，有藏书楼，名为“天马山房”，所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稿本、抄本、批校本数百种，清人的词集最多，编有《天马山房藏书目》两册和《天马山房书目》，著录近2000种。1930年举凡将所藏两万余册归于辅仁大学图书馆；1950年，又将留存在杭州的藏书1944册捐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物归于浙江博物馆。

《悲盦手札》

毛云鹏同样对藏书情有独钟。他的藏书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尤其对古籍善本有着特殊的偏好。他的家中，专门设置了一间书房，用以存放这些珍贵的书籍。书房布置得简洁而典雅，弥漫着淡淡的书香。他还收藏了一批赵之谦手札真迹，毛云鹏将这些手札视为珍宝，平日里轻易不向外人展示，只有在他认为真正懂书法、懂艺术的人面前，才会小心翼翼地拿出，与对方一同欣赏、探讨。出于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他提供作品出版了《悲盦手札》，希望能让更多人欣赏到赵之谦的书法艺术。《悲盦手札》是影印他所藏赵之谦手札真迹，由民国碧梧山庄印、求古斋发行，采用白纸影印，线装大开本的装帧形式，原装两册。这部手札真迹刊印于民国乙丑年（1925年），杭州梅王阁主人高野侯评价：“撝叔尺牍卅馀通，皆官章江时手笔，已臻晚年，人书俱老，豪迈之气隽永。”上海汪仁寿在题跋中称：“撝叔先生书古茂旁薄，整饬矫健，久已有口皆碑。惟所流传者多整楷而少散行。兹册乃其中晚年与世往还之手札，墨迹寓整与散，风骨于姿态之间，尤为珍宝。为江山毛酉峰先生家藏珍品。从未尝轻以示人。”

马叙伦与毛云鹏对藏书的热爱，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宛如一条无形的丝线，将他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

暮年奋起御外敌，热血铸就传奇篇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4月18日，美军“杜立特行动”轰炸日本后，轰炸机队因燃油耗尽等原因，飞行员只能弃机跳伞或迫降在浙江、江西等地。中国民众纷纷伸出援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拯救大兵”行动。然而，日军对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6月，日寇调集5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兵分五路向浙赣线发起全面进攻，江山也未能幸免。

此时的毛云鹏，虽已年近古稀，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面对日寇的侵略，他毅然在大陈组织抗日自卫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毛云鹏亲自指挥战斗，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穿梭在战场上，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毛云鹏带领的抗日自卫队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共毙敌伪154人，伤敌伪107人，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毛云鹏所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行动正规，在当地百姓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机关报《前线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称赞毛云鹏所领导的队伍“最为强劲有力，而且行动正规，表现成绩最好”。

1919年2月14日，《时报》报道浙江“和平期成会”代表毛云鹏赴沪。

1943年8月，浙江省政府奉军事委员会指令，决定为毛云鹏颁发陆海空军褒状，以表彰他杀敌致果、卫乡有方的功绩。然而，当褒状送达江山时，毛云鹏已因病去世。这份荣誉最终由他的侄儿毛以亨代领，但毛云鹏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马叙伦在抗战期间，虽未像毛云鹏一样奔赴前线杀敌，但他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文化界人士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日思想。他自己也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鼓舞民众的抗日士气。

嘉奖毛云鹏（酉峰）的文件

马叙伦与毛云鹏，他们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热血，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他们从办学开启民智，到办报针砭时弊，再到投身革命和抗击外敌，每一个阶段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担当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对书的热爱贯穿了一生，书籍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学识，更塑造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友谊，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深厚，成为了彼此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