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造塔、建桥的余一龙

余一龙不仅是江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在贵州、四川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他因筑城、造塔、建桥，兴修水利，平定叛乱，为一方百姓谋福祉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浙蜀贵皆立祠祀之”（参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二十二）。

余一龙，字汝化，号见田，生于明朝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正月二十六日，安徽徽州府（今属江西上饶市）婺源县沱川乡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乙丑科进士。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知江山县。历任南台御史、湖广佥事、浙江参议、贵州按察司副使、江西参政、浙江廉使、四川布政使。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权南京太仆寺卿。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卒于家中，年七十七。

婺源沱川余氏于北宋末年从新安迁入婺源。从明代中期起，余氏子孙秉承勤学苦读之风，不仅在儒学科考方面成绩显赫，而且官吏、学者、儒士也不断涌现。《沱川余氏宗谱·旧序》中记载：“夫婺之所以重者，赖有紫阳夫子（朱熹）；而婺有余氏之所以驰声者，亦赖有恭穆（余懋学）、文庄（余懋衡）、太仆（余一龙）、大理（余启元）诸大儒，以彪炳乎史册。”

《江山市志》（1990年版，第592页）是这样介绍余一龙的：“余一龙，进士出身。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任江山知县，下车伊始，细察县内民生吏治。一月后，列举旧政弊端，惩办贪黩，胥吏为之咋舌。旧志称其‘廉明慈爱，果毅有为’。县治旧无城垣，一龙莅任后，倡议建造县治城墙，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竣工。并疏浚城中九连池，开凿七星井，引西山泉水注入县河，筑城南景星塔，重建城北百祜塔。隆庆三年离任。后官至太仆寺卿。县人于北门外立祠以纪其政绩。”

由于江山县城没有城墙而寇盗频发，余一龙便倡议建筑城垣，因调度有方，仅用了五个月，工程即告竣（参见《婺源县志》，卷二十二）。时任刑部尚书的江山人毛恺在隆庆二年撰写了《新建石城记》，称赞余一龙“廉以律己，勤以莅事，俭以训俗，惠以厚下”（参见康熙二十五年《江山县志》，卷十二）。关于筑城之事，可参见《江山市志》第17—19页的《江山古城池和城内布局》，还可参见刘毅、戴明桂和王石良三位先生的文章，在此不赘。

余一龙在江山建造的景星塔位于城南2公里老虎山（景星山）主峰西北。景星塔是楼阁式实心砖塔，有七级六面。2007年修复前已毁两层，高10米，修复后高14米。塔的底层各面有一壁龛，西南面壁龛条石上刻有“大明嘉靖丙寅县令余一龙建造”13个字。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余一龙重建百祜塔，百祜塔与凝秀塔位于城北5公里处。两塔隔江对峙，江东为百祜塔，清同治《江山县志》谓“有此县即有此塔”。百祜塔为七级六面楼阁式砖塔，塔身为空筒式，高约24米，底层有一高1.9米、宽0.9米的拱券门，门上方有石刻横额“百祜塔”。现存的百祜塔为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知县李玉典重建。

中国的塔源于印度，最初是为了摆放释迦牟尼的舍利。根据塔的梵音，汉语音译为“窣堵坡”“塔婆”“浮屠”等，后统称为塔，原意是埋葬佛骨的墓冢。明清时期，我国有的塔不再与寺相连，布局也没有规律，或矗立闹市，或孤耸于寒山，或依山傍水，成为山川名胜的点缀。这种塔，人们称之为“风水塔”，有镇邪祈福、焕发人文的作用。景星塔、百祜塔和凝秀塔均属于“风水塔”而非佛塔。

余一龙勤政为民，官运亨通，因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被擢为四川布政使。他在成都又造了回澜塔，建了洪济桥。据传回澜塔共七层，顶端有锡合金的“宝顶”，于公元1945年毁于一场大火。吴巩、董淳撰的《华阳县志》（清嘉庆二十一年）卷十三提到回澜塔：“回澜塔，治东洪济桥南。明万历二十一年，蜀布政使余一龙上言，两江合流之所，奔放冲突，稍乏迤逦之势，形家者病之，且川之西南以轮蹄担负，来者必取途于此，而夏潦秋霖，往往望洋而阻。因建塔，名回澜，桥名洪济。李长春有碑记，吴省钦等有诗，俱见艺文续增。”可见，回澜塔是“风水塔”，为的是补地势，镇水患，引瑞气。

《华阳县志》中所说的“洪济桥”，于明朝天启年间改名为“锁江桥”，因九孔泄水，清乾隆时期又改称“九眼桥”。洪济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建成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使用至今。据李长春《新修洪济桥回澜塔碑记》，该桥“纵四十丈，衡（横）四十尺”。《华阳县志》记载：该桥“高三丈”。《成都市志·文物志》（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记：全桥总长度约120米，桥面净宽9.7米，今桥底到桥面高约8米，另有桥栏高1米余。

对于洪济桥（九眼桥）和回澜塔，成都有句民谣：“桥似弯弓塔似箭，一箭射到承天殿。”远远望去，九眼桥与回澜塔，宛如一张巨弓，搭着一支带银箭镞的箭，形成“桥似弯弓，塔似箭”的奇观。

关于这个景观和民谣，野史有生动的记载。据清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彭遵泗（1702—1758）所撰《蜀碧》（共4卷，撰于公元1745年）记载：明朝末年，张献忠带领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四川，占领成都，建立大西国。面对明军及后来清军的围剿，处于危境中的张献忠心神不宁。某日，张献忠见锁江桥（洪济桥）似弯弓般横跨大江，回澜塔如箭矢般矗立桥旁，指向承天殿，想起“桥似弯弓塔似箭，一箭射到承天殿”的民谣。他一怒之下，便下令拆塔。士兵们在拆塔时发现一座古碑，碑上刻有对张献忠不利的预言。见有此预言，张献忠便不敢再拆塔了。

《蜀碧》中这样写道：“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司使余一龙所建。献登其上，见内城宫殿，语从官云：‘桥是弓，塔是箭。弯弓正射承天殿。’遽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穴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乃知‘吹箫不用竹’，盖‘肃’字也。”（参见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蜀碧》，巴蜀书社2002年版）当然，文中提到诸葛亮的预言，肯定是牵强附会的。“吹箫不用竹”，指“箫”字去掉竹字头变成“肃”字，说的是张献忠被清朝肃亲王所射杀一事。

关于上述传闻，在《滟滪囊》和《蜀龟鉴》中也有记载。《滟滪囊》由四川通江人李馥荣撰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共14篇，记录崇祯六年（公元1633　年）至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巴蜀地区有关“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之事。《蜀龟鉴》成书于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是四川内江人刘景伯所撰。《蜀龟鉴》共8卷，为辑录之作，对明末清初四川地方史有翔实的叙述，且对彼时关于“张献忠乱蜀”的著述有较为全面的关注与整理。《滟滪囊》和《蜀龟鉴》记载的关于张献忠与锁江桥、回澜塔的轶事详见下图，不再赘述。

《成都市志·文物志》介绍了另一座回澜塔。这座回澜塔全名为“回澜文风塔”，位于邛崃市宝林乡塔子村。现存的回澜塔是13层楼阁式砖塔，塔身平面呈六边形，塔的底边长6.1米，塔高75.48米，是成都最高的古塔。塔外形呈阶梯状。塔刹为陶制，呈葫芦形，内插短铁柱与攒尖顶紧密相连。回澜塔是在明万历年间兴建的“镇江塔”之塔基上重建的，现存的回澜塔是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前后分三个阶段，历时170多年建成。现在网络上的资料多将余一龙造的回澜塔与邛崃市的回澜塔混为一谈。

明末清初的四川，由于张献忠部、摇黄农民军、明朝官军及地方武装、清军的反复缠斗，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瘟疫、虎患，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文献典籍被毁，以致后人有“蜀当献贼之乱，孑遗无几，文献已荡如”（戴纶喆：《国朝四川儒林文苑传》，载《广益丛报》1909年第206期）的慨叹。这种情况导致后人在考察明末清初的四川史事时，不得不倚重杂史类、野史类文献。《成都市志·文物志》在记载“九眼桥”时没有提及余一龙，可见编著者比较谨慎，或许是不相信《蜀碧》《滟滪囊》《蜀龟鉴》等书的记载。但笔者认为，《华阳县志》《婺源县志》关于余一龙的记载是可信的，余一龙造回澜塔、建洪济桥是事实。

余一龙是江山历史上的第一位明代县令，虽然就任时间短暂，但为江山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江山有重大的贡献，值得我们纪念，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